一、唐代新型读书士人群造就唐传奇全新作者群
科举与士林结缘，遂在唐代士人心头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科第情结。科举在当时对社会各阶层都具很大的开放性。在唐代，选贤用人不分门第高下，不问世族寒门，都可以依照一定的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社会的读书人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竞争机会，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美梦成真。在士子的人生视野中“科名”就是整个世界，科场得第后既有皇帝赐宴、曲江雅集，还可买醉平康、跨马游城，以至衣锦还乡而光耀门楣。当然，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科举对中国文化和文学造成深远巨大的创伤。但放眼历史来看，无论在何层面上，唐代的科举选士制度都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一大进步，用人以贤相比较此前的用人以亲毕竟还是为孤门细族指出了向上一路，使不少出身较低的读书人得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也使不少高门世族门庭衰落，造成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统治阶级内部格局的改变。与此相关的是，科举考试中的温卷文化，刺激了唐代社会各阶层发奋读书和积极用世的热情，造就了一个新型文化群。
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是以行卷温卷之风为核心的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物，寒门出身的新型士人群体冲破了魏晋以来世族门阀制的壁垒，通过相对公平的科考方式跻身新贵后，必然会在精神文化领域有所表现。而传奇在中唐进入高潮，便是由于新兴读书士人群体进入传奇创作，并对唐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唐代总体上说来是富有浪漫精神的时代，这种浪漫精神曾以充满激情、自信和进取意识等特点艺术地表现在初盛唐诗歌中。至中唐，由于国势的衰退和整体社会氛围的影响，士人对国事和人生的热情渐次退潮，他们的心灵需要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中寻求寄托。具体到传奇创作上，便体现为传奇作家们以六朝志怪小说“粗陈梗概”的结构方式为基础，辅以唐人超强的想象虚构能力，在才子佳人、思妇望归和学子奇遇等情节言说中来解释现实人生、弥补科场缺憾和消解内心怨愤，表面看似如痴人说梦，细细读来却又直逼现实，在如泣如述、似喜还狂的故事情节中真实再现唐代尤其是中唐以来文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二、温卷文化笼罩下的唐代士人心态与传奇的创作
温卷文化影响下的唐代士子为人处世基本的风格特征也渗透进了唐传奇的创作当中。
朝廷既开荐举之路，士人必行干谒之事。唐代进士考试盛行的行卷、温卷，就是最普遍、具有定式的干谒行为。但其终究又与应试不同，它使士子们不再单纯面对无言的试卷，而卷入了人际关系之网络当中去。行卷的实质是才能的炫鬻，但有才者未必能被当权者赏识，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难以说清楚的人为因素。正因为如此，从事行卷的士子们的遭遇境况和感情动荡，较之单纯的科场应试就要复杂的多，激烈的多。所以围绕行卷考察其感情活动，进而探寻唐代士人的心态，对传奇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躁动与奋进
唐代士人对于仕进的热情是空前的。作家们更是得风气之先，他们不安于仅仅作为作家的身份，而企求仕途的显达。为了仕进，纷纷行卷。在行卷时，他们总是抱着很高的期望值，一方面对个人才分视之甚高，另一方面把仕进的前景想象的过于美好。这种心态即可称为躁动与奋进，随之也造就了唐代士人崭新而又充满希望的精神世界。由是传奇获得了巨大发展。人间的一切，精灵神仙，甚至于皇帝，都可以在传奇中登堂入室，为世人所欣赏。那些底层小人物，市井无赖，娼妓侍妾，奴婢侠士之流，一跃成为传奇的主角。文士们追求高雅新奇之生活情趣的同时，他们的眼光更多的投向女性和爱情。就文士们行卷时的抱负来说，可以称之为躁进。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唐代社会知识分子地位提高所致。地位提高之后，用世热情随之高涨起来，便会对自身产生不切实际的估价，并对社会现实产生过高的期望。这是一种开放、向上型的心态，使我们体会到一种精神解放的气息。而多数唐传奇正好透露出这种气息，特别是爱情、豪侠题材的作品，无不展示出作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委屈与掩饰
躁动与奋进的心态，往往是文人们自抒其志，更多具有抒情意义，而不具有实践意义。即便是实践，多半也是在涉世未深或不谙人生况味的情况下进行的。行卷是一种纯功利的行为，对象是一定权利的持有者，行卷者处在下风，不能不向权力低头。所以通常情况下，行卷者总是表现的那样隐忍，抑制着自己的情绪。所谓的文人风度和气节，被暂时抛在脑后，平日的性格也遭到了扭曲。士人常将这种“士不遇”的情怀反映到了传奇作品中，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比如沈既济《枕中记》和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折磨，他们借梦自饰，心中委屈在梦境般的宦海生涯中烟消云散。文中也不乏借历史对官场黑暗和腐败的批判，比如陈鸿《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但这都只是文人掩饰自己内心痛苦的挡箭牌，其实入世的理想始终萦绕在他们周身，内心还是期望通过行卷来达成这一目的。可以说，正是这种行卷文化造就了词科阶层的悲剧心态。
3.感激与愤激
干谒行卷请托之风使朝廷的人才录用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对此广大士人又不得不走上干谒行卷之路。一种行为，一旦演化为一种文化氛围社会风气，就会把绝大多数人，包括有才者和低能者，有德者和无行者通通卷进去。能够不随波逐流而特立独行者只有极少数。众多文人奔波于行卷之途，最后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几乎都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品尝过人间的酸甜苦辣，这样当他们将自己的感受诉诸传奇时，因遭际的不同会产生两种迥异的心态，即感激与愤激。感激一般与行卷的程度相伴随，无论曾经有多少苦头，一旦苦尽甘来干谒有成，便会产生感激之情，一方面是自我庆幸的激动，另一方面是对援引者的感恩。中晚唐藩镇州郡集中了一些文士，其中以落第举子居多，他们希望通过节镇的举荐直接入世，走仕途捷径。作为幕僚，不管他原来是下第举子还是及第进士，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帮上司撰写文章，既包括奏议谢表等实用文书，也包括传奇这种“闲适文字”，如《异梦录》是沈亚之在泾州节度使李汇门下任记室时奉命撰写的，《戎幕闲谈》是韦旬在李德裕幕中记录的古今异事。这些传奇一般是投上司所好，奉命撰写的居多，其中也透露出对上司的感激之情，以及自身的喜悦。而行卷干谒不成，则流露出士人的不平情绪，使传奇作品往往触及社会弊端，揭示出现实的不合理性和知识分子完全无法依靠个人努力来改变的可悲命运。
三、科举文化影响下婚姻家庭生活观念与唐传奇
科举文化影响下婚姻家庭生活观念的变化已渗透进唐传奇的各个方面。科举对新兴士人择偶观的影响及其体现。唐代科举考试不断发展，除了录取规模扩大，录取人数增多以外，还对录取人员的出身限制有所放宽。到了晚唐，孤寒出身的举子频频中举已经不再是特例了。唐代人把进士及第喻为登龙门，及第成为其引以为荣的资本。即使是高宗，武后朝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也不能免俗，自称以不由进士及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反映了进士科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娶五姓女这种社会文化心态及其表现形式，既受社会家族重视门第观念的影响，崇尚科举士子与高门女子的美满姻缘，又是科举士子现实生活的反映，攀附高门显族以博取名望禄位。
而就“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传奇文本而言，其更多关注和描述的是新兴士人阶层的日常社会生活，以此来传达自我日常生活的理想和愿望，特别是借用婚恋情节的描写，表达出他们的道德观和择偶观，展现出唐代社会普遍具有的浮薄之风。李唐统治者承袭了隋代以科举选委政府官员的措施，为受压抑的庶姓士人开启仕进大门。但是，具有巨大影响的传统社会心理，却并未因此而出现巨大的新变。唐代士人在择偶观上依然受到魏晋六朝遗风的强烈影响。武后时进士张文成的《游仙窟》，叙述了一个美丽神奇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作品形象的图释了六朝世族大姓间“通婚之时，往往比量父祖”查对家族世系谱牒的联姻模式。大段描述男女主人公家族世系的文字，在中唐的传奇文本中虽然不再出现，但简单地交待主人公的郡望却成了套板。且主人公的姓氏也仍旧是望族旧姓，但描述的故事深层话语中却从另外一些侧面表现出新兴士人在择偶观念取向上对旧族大姓者的偏重。
然而，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变，新兴士人的归属、自尊、自我实现的需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敏感的传奇作家及时捕捉住这一新的信息，并将之在作品中传达出来。许多传奇作品中大姓人物命运的坎坷流变的暗示，是很耐人寻味的。《游仙窟》中的崔十娘，青春丧失后抑郁而死，成仙之后对爱情的追求也只是享受片刻的温存，而后剩下一份无尽的孤寂与悲凉。《霍小玉传》中与李益结婚的卢氏，未嫁前已家道中落，被父亲贩鬻后又受尽变态虐待且终遭休弃。……从初唐至中唐，涉及婚恋情节的传奇，旧族大姓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被安排的越来越坎坷，越来越凄惨，尽管有些人的结局还带有圆满性。传奇作家们在作品中既写出旧族大姓为人追附的荣光，又将其置于多舛的命运境遇中，从而折射出了以传奇作家为代表的新兴士人无力扭转世人崇重趋附旧族大姓的传统社会心理，但又心有不甘的矛盾痛苦心态。正是由于这种不满的情绪，张文成将传统的男性择偶重美貌与唐代自推行科举行卷制后而形成的整个社会重才学的社会心理创造性的结合起来，在《游仙窟》中率先喊出了唐代新兴士人择偶的新观念：“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郎才女貌。这种新的择偶观念，虽然在一开始并未形成新兴士人的主导倾向，但却为其择偶观念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生命力，从而影响着后世士人的择偶观念并规范着他们的择偶行为。如果说贞元年间沈既济的《枕中记》中的卢生“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的行为表现，体现出的择偶观念仍是先阀阅后容貌的话，那么《任氏传》中的郑生“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的行为，体现出的就是“鄙夫重色”的择偶观了。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元稹的《莺莺传》了。为张生才华所动的莺莺，明知自己会有始乱终弃的结局，仍以身相许。张生遗弃莺莺的行为，虽在后世颇多微辞，但在当时却为士人所认同。或许我们可以说，张生的行为，说明中唐新兴士人的择偶观中已出现了即将彻底淡化掉追附旧族大姓的倾向。而郎才女貌的择偶观已上升为主导观念。至晚唐，在传奇作品中，已难以见到因“慕其祖宗”而与旧族大姓联姻的踪迹，但体现“郎才女貌”“姻缘前定”观念的情节却经常出现，如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裴硎的《裴航》、《崔炜》、《孙恪》等。以侠义和怪异之事为主要题材的晚唐传奇的出现与繁荣，标志着晚唐新兴士人审美注意力和关注对象的转移，而“郎才女貌”和“姻缘前定”择偶观的仍旧出现，则标志着两种择偶观在唐代新兴士人心目中的确立及“门当户对”观念的淡化。
四、科举行卷与士人狎妓之风的渐兴
科举行卷与士人狎妓之风的渐兴也有很大关系。唐代科举行卷制度逐渐完善，这是唐代文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同时也影响了社会风气的变化，唐代文人举子和妓女交往日益频繁即为其影响之一，他们之间特殊、密切的关系对唐传奇的发展与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举子们这种追求风流开放的生活态度，正体现了自由张扬的时代风貌，影响到唐传奇的创作，就是为大量作品增添了浓厚的香艳成分，如鲁迅先生所说：“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 同时文人在此种交往中的惊喜心理契合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好奇传统，爱情题材由此走进了唐传奇。这种特定的题材为唐传奇注入了现实的生活气息，促进了作品艺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了唐传奇的繁荣局面。
士人们的狎妓之风的兴盛，使传奇创作在唐代贞元、元和年间步入了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作家作品辈出，如沈既济的《任氏传》、许尧佐的《柳氏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这些作品共同体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爱情题材勃然骤兴，且男女主人公其原型多为士人举子和倡门女子。这种特殊的爱情题材契合了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由来已久的“好奇”传统。唐代流行的是政治联姻，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必然导致婚姻之外的爱情，加之唐代两性关系相对比较开放，士人举子和妓女的交往有相当一部分就带有这种罗曼蒂克的色彩。他们之间不唯才貌相悦，也不是某种肉欲上的满足，而是更高层次的情感交流，是为了弥补婚姻的不足而对婚姻之外的爱情的追求，渴望被世人尊重，提高生活地位。于狎邪赏玩之际，心灵也寻求一份慰藉。
进士举子与妓女的交往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生活素材与丰富的情感体验，于是爱情题材的传奇作品在行卷之风的推动下也就蔚然成风了。这一特殊的爱情题材把现实生活内容第一次带进了传奇作品中，为传奇注入了真实的生活气息，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风采神态。唐传奇的繁荣还得力于作品较高的艺术水平，这些与特定的爱情题材、生动丰富的人物原型、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就进士举子而言，由于对婚姻的不满他们渴望找到一份真挚的感情，这也是娼妓制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内因。从唐代中后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大量的伤妓、怀妓、悼妓等诗来看，他们能够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去和他们交往，并与他们建立了一种较为真挚的感情。同时，他们又受着社会和时代的局限，面对那份纯真的感情，他们有过彷徨、犹豫和挣扎，但在婚姻的选择上最终又不免屈服于社会。倡门女子也同样有着丰富真实的内心世界。她们对那种诗酒风流的生活并不心满意足，她们同样摆脱不了困扰着许多女子的人生归宿问题：渴望觅得一有情郎，早日脱离卖笑生涯。就连为众多名士所推崇的薛涛也厌恶这种生活，在有名的《望春词》四章中就表明了她对知音的渴望，为人推重的官妓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妓女了。她们和进士举子进行交往，在引以为荣的同时，这种觅得有情郎的欲望便愈加强烈，对未来也就充满了幻想和憧憬。这种幻想和憧憬造就了一个个痴情女子，有的甚至终身不渝，抱恨而死。
这种颇为曲折的爱情故事和活生生的女子原型，都对唐传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唐传奇善于表现复杂生活内容的特点与优点也由此而得以充分发挥。当特定的爱情题材出现时，爱情本身又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较为强烈又极具个性色彩的感情，加上现实生活中倡门女子丰富的内心世界，描写这样一种感情，可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借以抒发作者真实隐微的感受。蒋防的《霍小玉传》便是很好的例子，明人胡应麟就曾对其艺术性作出过很高的评价：“唐人小说记闺阁是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总之，不管温卷文化有何种特点，它对有唐一代士人风尚以及传奇这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言小说体裁的创作有过一定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唐代的温卷文化犹如一股清流注入了枯燥的科举考试制度，文人进士们驾着传奇这一充满想象创造的轻舟遨游在浩瀚的科举海洋中，这片汪洋波涛汹涌、巨浪翻滚，展现出了丰富真实的唐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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