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具有独特文化品格和丰厚阐释内蕴的大师级作家。《断魂枪》是老舍先生著名的短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之一。老舍自己对这篇小说也颇为满意：《断魂枪》所写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所以他们都能立得住”;“虽然那么短，或者要比一部长篇更精彩一些”。

　　关键词：老舍,《断魂枪》,现代性,民族性

　　在这篇风格独特的文本中，老舍浓缩了他在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间不断游走的文化思考和抉择，既包容了富有现代性气息的批判和反思，又融入了富有民族性立场的坚持和忧虑，呈现出现代性和民族性既相交融又相冲突的双重性质及内在张力。

　　小说开篇简洁的一句“沙子龙的镖局改成了客栈”，我们尚未咂摸出更深的味道，作者就迅速荡开笔墨，在更宏观的时空层面上展开叙述：“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一个时代巨大变迁的事实已然来临，在外来枪炮的轰鸣声中，我们和传统似乎骤然失去了联系的精神纽结。在文中，王三胜不过是把武艺当作挣饭吃的手段和炫耀的本钱的庸常之辈，孙老者视武术为毕生自g追求和信仰固然令人敬佩，但似乎和这个变化的时代隔绝着。他们都还懵懂地沉浸在昨夜的睡梦中尚不自知。沙子龙则不然，他是一个痛苦的清醒者。他清醒地知道“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在现代的枪炮面前，武艺再好有何用?现代交通日益发达便捷，走镖的行业已日薄西山。在文中，老舍一方面借艺术情境的构设展开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双重特征的文化思考，另一方面，与这一思：考相得益彰，作者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结构安排上表现出融会中西方诗学的尝试和努力。

　　现代性“对于个人而言”的后果，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和追求”。在《断魂枪》中，沙子龙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我该如何生活”的质疑追问得无处闪躲，他清楚：“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于是他的镖局改了客栈，但显然这不是沙子龙追求的生活，否则他不会不继续调教徒弟们，不会拿着他的枪就心中难过，也不会对孙老者说出“不传”的话来。昔日的武艺和名声成了沙子龙心中永远的伤痛，不能也不愿去触碰。这种痛苦使他对视若珍宝的枪法和名声反而生出愤激之情，不但不再走镖而改行开了家客栈，连武艺和往事都不愿提及，甚至名震西北的“五虎断魂枪”法都要随着他一齐人棺材。他作为生活中的一个小人物，已经敏锐地从自身生活环境的悄然变化中觉察到裂缝的出现。他的困惑产生于和传统“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传统和现代的两难境地中他陷入了无助悲凉的心绪里。一方面，老舍真切地展现了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人们的尴尬处境：沙子龙是痛苦的，在个人的生命价值实现的场地中已没有了他的位置。另一方面，老舍的思考无疑是富有现代性特征的，他以个体的生存状态为着笔点，甚至表现出生存的虚无主义气息，题记“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懂得了”，无疑是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角度发出的喟叹，这声叹息中已经流露出对生存的质疑和批判，表现出企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迷惘和困惑。

　　老舍在《断魂枪》中不仅提出了现代人文性的个体主义生存质疑，对以沙子龙为缩影的民族传统同样提出了深切的忧思。因为沙子龙的尴尬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更是整个民族的尴尬。沙子龙虽还未能有胸怀天下的大格局，但老舍已经借叙述人之口表达出民族的危机感：“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现代性的质疑和民族性的忧思交织在了一起。

　　老舍说过：“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象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老舍深知批判和启蒙的艰难，他准备着牺牲，但老舍并没有简单化的陷入到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中。如在《断魂枪》中，老舍更多的是从情感的维度呈现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依恋之情。他以诗意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失落的江湖侠士，传统的价值观在沙子龙的心中已轰然坍塌，他失落彷徨，但昔日的荣耀又让他矜持孤傲。文本的结尾：“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这最后的审美意象，有着末世英雄般的苍凉之感，在惋惜、惆怅中传递出深沉的人生感叹，老舍借此使沙子龙的形象陡然具有丰厚的悲剧意蕴，使读者的心里油然而生荡气回肠的审美感受，也使我们体味到老舍隐藏着的对传统文化深深的依恋和痛惜之情。

　　和西方的现代性要求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生长出来的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思考从一开始就是和民族性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纠缠，因为它的开端是在一定的重压之下被激发出来的，所以关于它的探索也就不可避免地和关于民族的命运前途的思考如影随行了。民族存亡的深重危机使得文化精英们不得不面对民族性传统进行全方位的挖掘，深入反思传统文化中积重难返、丧失活力的因素，而这一反思很自然地以西方的现代发展成果为参照。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立场和思想倾向，本身即持有着对传统的特定态度和判断，即对于传统的怀疑、反叛、突破和革新。这一特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得更为复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表现出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张裂，体现为激进主义的文化心态和保守主义的文化心态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老舍的文化思考则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老舍是五四落潮之后踏入文坛的，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他明确宣称“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反封建使我看到了人的尊严，反帝使我看到了民族的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其重要的意义之一即是开启了具有现代性性质的启蒙运动。就文学领域而言，“到清王朝的末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激烈批判和反思的时期，批判和启蒙是当时文学现代性品格的突出表现。老舍一方面深受“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将五四时期鲁迅开创的富有现代性气息的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思想继承下来，即如有学者所言：鲁迅和老舍“都是作为爱国青年，切身感受到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

　　民间的差异，怀着忧虑与希望，开始探索‘国民性“民族性’的课题，进而萌发促进人——民族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的使命感，并且把文艺作为自己这种深沉灼热的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自觉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作家。”另一方面，老舍又从来没有五四文人的激烈反抗情绪，他和五四作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文化反思中，老舍的态度是温和宽厚的，在情感倾向上甚至还不时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认同。在新旧交替的文化大背景中，老舍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他既不是一个随大潮而走的顺行者，也不是一个背大潮而动的逆行者，我们既能看到他站在新时代思想文化舞台上摇旗呐喊的身影，也能听到他在回首过往流逝的优秀传统文化品行时发出的依依不舍的喟叹。老舍已经看到了社会不可逆转的巨大变迁，也欣慰于现代化对若干传统弊俗的革除，但传统文化的某些优秀质素在这一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流失，现代进程中表现出的混乱、颠倒和无序状态又使他对这一变迁持审慎的质疑态度，在西方现代文明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交叉路口上，老舍对民族传统表现出既爱且恨，既批判又依恋，既自省也自惜的复杂心态。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观照时，老舍并没有刻意强化它和现代性之间的截然对立，而是力图去审美的呈现这一文化的没落及其产生的深刻失落感。老舍这种文化思考的内在心理冲突，在文本呈现的美学效果上看恰恰构成了文本内部的紧张感，丰富了文本的思想内蕴，给作品带来饱满的艺术魅力。

　　在《断魂枪》中，不但在思想内蕴及其呈现的文化思考上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而且文本的美学风貌也表现出自觉融会中西诗学不同审美质素的努力，这也同样呈现出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特征。

　　从小说叙事特征的层面看，老舍的小说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民间说唱艺术的影响，富有民族特征，与此同时他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营养，将二者有机的融汇在一起，形成了既秉承民族特质又包蕴西方现代因素的独特美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