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历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了复杂庞大的邮驿传播制度进行信息控制，而对于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则属于跨文化传播。本文指出，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原理去分析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变迁，这样可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能力得到有力的解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 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 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一职。”办报处陈容整齐，设有总编纂、总经理、汉文主任、蒙文主任、藏文主任、回文主任、汉文编辑、蒙文藏文回文编辑和录译员，以及庶务员、缮写、校对等编制达29人，还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各地驻有选聘的访事专员21名。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 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呢?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