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网络的崛起和民众自主的增强，使得网络舆情沸腾，由此衍生而来的“网络道德裁判”行为时有发生，并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以近年来发生的“网络道德裁判”现象为例，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剖析，试图以辩证的视角解读其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关键词：网络道德裁判;辩证视角;现实影响
网络道德裁判是指：网民基于对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的维护，针对某一问题在网络上展开讨论，并对事件相关者进行或褒或贬的评价，促使道德失范者回归道德底线，从而达到自发地构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目的。
近年来，网络已越来越成为我国舆情的重要策源地。王石捐款门、邓玉娇事件、“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事件，当这些个案和网络接轨，在网民的积极参与下，就会迅速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舆论，进而演变成全国性的热点事件。广大网民对于这类“特殊”的事件，表现出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并常以社会道德的“卫道士”身份出现，对事件相关人进行或褒或贬的“道德裁判”。时下，网络“道德裁判”现象屡见不鲜，并对我们的网上网下生活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网络道德裁判的特点
较之于现实的道德裁判，网络道德裁判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主体的海量性与隐匿性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以往舆论传播的格局，其自由、双向乃至多维沟通的特点大大降低了民众“发声”的门槛。在我国网民数量已超5亿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正逐步成为一种全民化的舆论工具，人人都可能是道德裁判的参与者。
另外，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网民大都藏匿在自身ID下表达观点发表评论，因此在庞大的参与者中很难追溯他们的真实身份，相较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裁判”，网络“道德裁判”主体具有隐匿性。
(二)标准的单一化与观点的片面化
在裁判中，道德是唯一标准，且裁判者对于受审者的道德要求大都呈现出了高标准的态势，当事人本该拥有的合法权益往往被无视。例如，汶川地震中王石的“捐款门”事件，由于其“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言论，遭到了诸多网民的“道德申讨”，迫使王石为微博言论道歉，并做出捐款1亿的决定。这场看似正义的“道德讨伐”，使王石的言论表达权以及财物的自主处理权被剥夺，“无限拔高”的道德战胜了“****”。
此外，网络道德裁判还具有片面化的特点。事件发生后，在事实真相还有待查证的情况下，网民往往依据一些未被证实的信息或单方面的言论，对整个事件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尤其是事件本身涉及到官与民、穷与富的冲突时，网络舆论会毫不犹豫地裁定权利方和财富方有罪，这样的裁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三)传播范围的无限性
网络传播的快捷性与广泛性造就了其影响范围的无限性。当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出现，网民会迅速反应，通过各种渠道对事件利益相关者进行“道德裁判”，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其关注度不断提升。从这一点来说，网络道德裁判的传播广度和速度都是无限的。此外，再加上网络信息可复制、可链接的特点，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对于事件当事人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二、网络“道德裁判”的影响分析
(一)积极影响
1.“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媒体在道德监督上的缺位，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管。特别是在传统媒体独占话语权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的诉求得不到表达。
互联网的普及给予了大众一个能够自主行使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网络道德裁判”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闵大洪学者所说，“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而网络论坛这类互联网功能，则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1]。2009年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案发后第三天，该事件最先刊登于《长江商报》，后经各媒体大量转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但在5月29日传统媒体突然消音。此时，大量网民介入，使得事件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形成了巨大的民意潮。此后，传统媒体顺势回归，国家权力机关也采取了顺应民意的判决——涉案官员被开除公职和党籍，邓玉娇被改判为“防卫过当”。
在此类案件中，网民基于对社会公正的维护，挥舞正义之剑，对“弱势方”施以援手，对违法或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谴责，有利于公众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从长期效果来看，公共舆论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2.有效监督，帮助政府提升执政能力。网络的勃兴和网民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越来越行之有效，一些权力****行为不断被曝光于网络。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做到公开、高效执法，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如在“杭州飙车案”中，杭州警方未经证实就公布的“70码”车速结果，招致了网民的强烈质疑，它的同声词“欺实马”，在网民中广为传播。迫于舆论压力，杭州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70码”说法道歉，并举行“网络访谈”，表示会从严从快解决该案。随后司法部门对肇事者胡斌做出了判决。但在这一过程中，针对庭审是否为替身一事，再一次引起了网民的质疑和追查。最终，杭州司法部门出面澄清，网络舆论才归于平静。在该案件中，当地媒体迫于压力曾一度集体失声，但在广大网民的推动下，案件引发了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其办理过程受到了全国范围的舆论监督。
在我国当前地方法制并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下，网络“道德裁判”所带来的网络舆论，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从而促进司法公开。
(二)消极影响
1.对现实生活的影响。(1)对事件当事人产生“过度伤害”。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然而，在网民动用“道德裁判”之时，其内部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一些网民打着“道义”的幌子，对事件相关人进行侮辱和诽谤，并逐渐衍生出各种网络暴力行为。如：2010年发生的河北大学车祸案，事件一经曝光，愤怒的网民立即启动“人肉搜索”，把李刚父子的隐私一“挖”再“挖”，李启铭本人以及与女友的私生活照也被公诸于网络。网友甚至还用歌曲、漫画等形式恶意丑化李刚父子的形象并在网上广泛传播。这种看似道德的行为，已超越道德本身，实则是对当事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严重侵害。
(2)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裂痕产生。网络道德裁判的矛头大多指向权贵方，这实际上反应出了当下民众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矛盾的愤懑。2009年的杭州飙车案中，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被民众赋予了“富与穷”的标签之后，便迅速引发广泛的关注。作为案件肇事者的胡斌从被媒体冠以‘富家子’标签起，就注定被推到舆论裁判的尖端，从而输得一败涂地。
在这种官与民、贫与富对立的情境下，某个特定的司法案件如果触碰到社会公众心中“紧绷的那根弦”，往往会点燃或加速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在网络群体效应的推动以及媒体的刻意渲染之下，权贵方沦为人民公敌，贫富方势同水火，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3)妨害司法独立、公正。在网络“道德裁判”中，网民大都站在自身道义的立场上，对道德失范的行为进行激烈指责，这是公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然而，由于其对事件真相获知渠道的局限性，以及部分网民一些泛道德化和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使得一些过激的言辞、过早的定论超越了一般的司法程序，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客观与公正，干扰了司法独立。
如2010年的“药家鑫案”，在事件伊始药家鑫就被贴上“官二代”、“富二代”的标签，从而引发了激烈的舆论风暴，网民一致将矛头对准了药家，形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氛围。最终药家鑫在自首的前提下仍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事件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高院副院长黄河曾表示：“网上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保护公民的知情权，遏制司法****，这些是积极作用;但目前看，网络媒体也有一些问题，监督无序，有些信息失实、恶意炒作、误导他人，甚至存在网络审判，影响我们正常的司法审判。”
2.对网络生存空间的影响。作为对现实的延伸、虚拟和映射，网络已成为人们的“第二生存空间”。网络空间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然而，由于网络传播的公开化和匿名化等特点，使得传播者责任感缺失，传播内容的随意性加大。一些网民打着“正义”的旗号，对道德失范者的行为进行严厉追讨，利益相关者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言论表达权受到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流言谣言、污蔑中伤、不良情绪和民事侵权行为充斥着整个网络，使网络环境趋于恶化，网络生态系统平衡失调。
三、对策与小结
网络“道德裁判”作为网络民情汇集下的产物，其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我们应当综合看待它所带来的现实影响，扬长避短。针对网络“道德裁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政府、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民四方合力消解。
1.对于政府来说，应该重视网络民意，对网络呼声做出及时回馈，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做到公开、透明、高效执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些地方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当地传统媒体的干预，使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得以很好的实现，弱化网络不良言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2.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充当好“社会公器”。一方面，把视角多转移到社会弱势群体方，倾听他们的心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搭载起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有效桥梁;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地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让违法和违背道德的行为无所遁形;此外，在对一些特殊事件进行报道时，不能为了赚取眼球效应，而刻意夸大、激化矛盾，应多传达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帮助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
3.就网络媒体而言，在为民众提供话语平台的同时，还应发挥好“把关人”的作用，对于那些涉嫌民事侵权的信息，应及时予以删除，减少对事件相关者的伤害。在议题的设置上，还应注重对网民的正向引导。
4.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应正视目前社会上所存在的矛盾，多一些理性思考，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提高法律意识，做到“理性裁判”，避免对事件当事人产生过度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