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大大增加，出口的增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GDP的增长。此外，中国对外贸易扩大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诸多益处。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往世界各地，使“中国制造”的标签贴遍全世界，由此看来，中国已经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然而，惊人的经济增速背后，却引发了一系列深刻问题，中国贸易量虽然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甚至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和德国之后第三个世界贸易大国，但是，外贸增加带来的仅仅只是GDP的增量，却基本没有带来产业的升级换代。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因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靠外商直接投资，国内企业代工生产以扩大出口从而拉动中国GDP增长的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其脆弱性和依赖性已经越来越显现，由此可以看出，拥有自主品牌，从而占据GVC高端对于一国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多么重要。
过去GVC下的代加工模式优劣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进出口贸易量、经济总量、国民收入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外向型经济发展区域。沿海区域带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引进外资进行加工贸易，或积极主动地接受发达国家企业的外包订单，为其进行代加工生产。
沿海一带企业通过以代工方式切入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所主导的GVC分工体系，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自身的发展不断积累资金，积累资本，扩大规模，进行专业化生产加工，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出现;另一方面，当代工企业的产品生产不能满足跨国企业的要求，或者产品卖方市场形成时，母公司向代工公司的纵向施压会使代工企业为获得继续生存的机会而不断改进自己，甚至向国外进口先进设备以提高自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母公司直接教授新技术或提供新设备给代工企业以助其生产出达标的下游产品。此外，早期的代工生产还解决了国内资本短缺，投资不足的软肋，使得中国有机会分享国际贸易这块大蛋糕带来的好处。就业方面而言，众多的代工企业，不仅为沿海一带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也为内陆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增加国民财富。
总之，过去的产业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企业，就是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优势，通过进口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后出口，使中国成为世界最有竞争力的“世界加工厂”和全球制造代工服务平台。
然而，时至今日，由于人民币升值、土地成本上升、劳动力工资增加、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一系列原因，中国沿海一带企业贸易产业的成本竞争优势下降，带来了GDP增速减缓、国内物价高涨等一系列问题，金融危机后，这种代工模式的缺点被极大地放大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困增长”的出现，即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格局：在产量和就业量不断上升的同时，所取得的经济报酬却不断降低。比如国际贸易量不断增加，国内产业却始终处于低端水平，再比如出口价格下降快于出口产量的增加，人民的生活福利等不但没有随GDP的增加而改善，反而使环境陷入越来越恶化的循环怪圈。贫困增长在国际上是有过借鉴的，拉美国家出现的“贫困增长”
使其跌入GVC的底部，被锁定在高度竞争和收入降低的路途中。因此，这是非常值得中国借鉴的。
第二，以低端方式切入国际价值链的分工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升级。这主要是因为外包企业所在国(大多为发达国家)对代工企业的技术封锁或代工企业直接进口国外先进设备，而失去自主创新机会所致。诚然，很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也表明了跨国企业的FDI代工模式存在技术扩散效应，使学习效应在代工企业优先产生，但是，这种学习效应仅限于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无功能升级和部门升级，也就无法完成从OEM到ODM或OBM的升级，仅仅停留在贴牌生产上。
第三，对跨国企业的依赖性增加经济发生断层可能性。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GDP两位数的增速，中国作为典型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外贸依存度一直很高，2007年甚至逾70%。金融危机后，拉动内需的呼声开始水涨船高，因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道路是缓慢曲折的，加上头号大国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国内消费习惯的形成(对中国某些产品，尤其是很多生活必需品的依赖)难以改变，而中国的贸易又长期处于顺差，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过去的一件件反倾销案例和至今一直未解决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四，沿海企业的代工模式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使得中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加工贸易，吸引大量中西部的农民工，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吸收中西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通过国际贸易能够实现收入和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缩小地区差距。但是，在我东部沿海地区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了国际代工生产，其增长收益是偏向于资本、出口和政府的，这使得地区差距进一步加大。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多年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多数年份都低于GDP、货物进出口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国际贸易获得的收入大多流向资本所有者——即资本所有者跨国公司、政府和某些垄断部门。
此外，沿海企业的代工模式，很多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能源为代价的，这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以，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中国以目前加工贸易方式加入国际贸易分工有碍中国的产业升级，有碍中国可持续发展，会使中国通过“煮青蛙”效应，最终限于“贫困增长”陷阱。
新形势中基于GVC的国内价值链的构建。
中国通过FDI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获得了巨大发展，弥补了发展初期由于资本不足、技术有限、国际认可度低的劣势，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今的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甚至出现流动性过剩，因此，中国的国际贸易分工出现了很大的机遇，新形势下中国急需抓住这一机会进行产业升级，或者产业的转移，以获得GVC的高端地位。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从宏观层面来说，就是指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向环保节能的发展模式转变。
要完成产业升级的“蛙跳”，关键在于新技术。新技术可以来自于两个渠道，国外引入和国内创新。国外引进可以是直接购买专利，购买技术设备等，也可以以市场换技术，但是，很多国内外经验研究表明，以市场换技术为代表的引进模式有其局限性，不是产业升级最佳选择。而国内创新的模式才是实现产业升级最可取的，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所以，对于产业升级而言，如何创新是关键。
首先，要促进获取创新资源的开放。作为创新的基础，不仅要使内部资源开放，也要使外部资源提高可获得性。
企业应该加强和高校，上下游企业以及各个科研机构等的合作，其中，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特定装备制造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如德国和日本，以最接近市场的原则，将优势的科研力量投放在生产第一线，政府部门组织基础研究，并负责推进科研成果的转换，企业则根据市场需要选择自主研发领域。这种面向市场的科研体制，为装备制造的技术领先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因此，这种市场导向，接近市场的原则可以在极大节省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程度创新的可能性。
第二，政府要发挥好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政府在推动创新的发展中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技术创新面临的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需要政府实施相应的措施，培育本土创新领头羊，形成有效的创新放大机制。政府可以采取投资税收减免，补贴或补助金等形式，加速装备制造业设备改造和新技术的研发，对大型机械装备出口以各种隐蔽方式提供直接资金支持，扩大风险投资补贴力度等。
总之，政府应该发挥好政策实施者的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形成政策支持体系，为培养行业主力军创造有利市场条件。
2.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是在一国之内的地理位置上的转移，把沿海生产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当前，受到全球会融危机影响，东部相关产业、人才、资金等要素纷纷向西部转移，寻找机会，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大有愈演愈烈趋势。而相反，中西部地区却异军突起，民工回流，政策利好，两江新区作为继天津、上海之后第三个规划带上升到国家政策高度。通过产业的向内转移，或许对于暂时还没有自主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的企业来说，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总结。
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出口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得长期安神于GVC下端的代工企业面临巨额的利润压缩，甚至亏损，有的企业甚至直接倒闭。因此，新形势下，产业升级或者退一步的产业转移是目前最佳选择，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路途，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配套人才技术的跟进。
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产业模式肯定可以得到有效提升，中国将不再处于微笑曲线下端，以产品设计研发，物流销售方切入GVC产业链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